知道什么是幸福就幸福

                              陈 侗

 几个月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训勇，得知他现在专门画蚂蚁，并且很快要在中国美术馆开个展，我向他表示祝贺。当问及他这些蚂蚁是不是工笔画时，他说是写意，这让我多了几分兴趣，并一直在想那么小的东西用笔墨该如何表现。印象中训勇是以工笔画见长，因此以工笔形式表现蚂蚁起码可以设想成显微镜下观察的结果；至于写意形式的蚂蚁，我以为光是突破那些细枝末节的难度就算得上是一项发明。

后来训勇带给我看的册子证明我对于蚂蚁这种小生命确实缺少观察与了解，同时也证明训勇的走火入魔已经不止是为了解决水墨画的形式问题，好像是蚂蚁自身在呼唤他去帮助它们建立一个王国，而这个王国里又暗合着人类的寓意，因此作者的身份超出了一个画家。

训勇长我六七岁，却一直称我“老师”，这是因为二十年前我曾经做过他的班主任。他所在的那个班，最大的特点是学员的年龄差距相当大，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不等。其次，这些学员的确都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艺术经历和人生体验，既有技巧熟练的国画家，也有从来没有抓过毛笔的油画家。训勇从工艺美术起家，精雕细琢的活儿之前已干了不少，所以在工笔画方面显现了优势。当年和他接触的细节都得问他了，我印象中只留下他学业很出色这一点。毕业之后，训勇积极地参与当时的一些艺术活动，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设计意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89年他获省展优秀作品奖的那幅《恒》，就是由包括我在内的那个广东历史上最年轻的评委小组评定出来的。当然，在那次评选中，我们都很讲原则，所有的结果都是自然产生的。我提及这事只是想说明训勇在艺术上有相当好的直觉和运气，这一点也决定了他在投笔从商多年之后必然重新回到艺术创作当中。换句话说，艺术对于训勇来说，既不是职业，也不是获取名利的途径，而是直觉和热爱。

训勇笔下蹦出来的这堆蚂蚁，令我在第一时间想起齐白石的虾群。然而，齐白石绘画的语境与今天相距甚远，他翻来复去想得到的只是墨虾造型的生动性，把看似一动不动的东西画活；训勇画蚂蚁重点不在将蚂蚁画活，他是要借此探索水墨画传统势力之外的剩余空间，因此与齐白石画虾之间的差别在观念上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近百年来中国画不断地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怨妇，以西方艺术为参照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其过程主要体现为表现手法和样式的创新，而题材上的变化则几乎无一不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人们又根据这一影响来判断其艺术的价值。当社会发生转型，艺术的本体价值逐渐提升，语言成为首要问题时，艺术家对于生命和内在性的关注在意识层面上又显得相当稀薄了，于是图解式的作品又趁机注册了深度的标签，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同一个画家身上的两重性或两种状态的体制并存。此一现状尽管仍然被我们乐观地视为阶段性的，然而我们却说不准它还将持续多久，或不知是否真有多元并存以及这种并存是否属于理想状态。我想，对于像训勇这样的固执地选用了一种形象来传递观念的艺术家来说，所要冒的第一场风险将是如何去证明这种选择就是创造的起点。因为，在这样的选择中，艺术家有意无意、或多或少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信息交流符号，这些符号帮助人们把艺术的直觉能力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例如笔墨趣味类似于行话)。在训勇的蚂蚁中，笔墨始终是一个呈现在最表层的语言符号，它交待了一个被各种要领规范了的视觉传统，我们一旦深入到这个传统中，似乎又将误解艺术家选取这一形象的动机。我以为训勇十分清楚自己这样处理题材和形式所担当的风险，不然他就不会在如此小的世界中作这种近乎疯狂的努力。况且，能在画中挑挑拣拣，并且非要说出点什么来的人，面对如此完整的画面和考究的用笔用墨，不去指出这样做的可能结果又能说点什么呢？甚至我想，除了我，这样的人也难以有第二个。而我，之所以要遮住观赏笔墨的这一道目光，是因为我很理解这二十年来一个四面出击最终又回到原点的艺术家并不是因为弹尽粮绝，他只是相信人们都能有耐心像他一样等待某些东西，特别是相信某些积蓄起来的东西能最终浮现出来，成为不可替代的“我”的一部分。我了解训勇，他有根基，有毅力，有才能，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他又整出点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地接近那个原来的自己，知道什么是令自己幸福的感觉。

陈 侗：广州美术学院教师、艺术评论家